赵燕：科技成果转化的全球生态与中国优势

很多人会觉得企业家总是希望科技创新能够实现产业转化，能够实现经济回报，但我们很清楚很多重大的科技成果突破在一开始并不能预测转化价值。如果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会发现基础研究往往具有一些共性：科学家因为兴趣去探索那些科学的未知边界。比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生物学的一些基础研究，在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能够应用在哪里。再比如今天在座的很多光电设备方面的专家可能都知道，激光最早出现并不是为了实际应用，当时美国几位物理学家只是想验证是否可以增强光的强度和方向性。激光当时被很多著名物理学家质疑，比如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波尔就认为激光研究违背了不确定性原理，认为是“不切实际和浪费时间的研究”。而今天大家都看到，激光带来的技术创新，已在包括医美的众多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透明质酸，大家都知道透明质酸的基础研究是卡尔·梅耶（Karl Meyer）教授开创的，因为这个物质开启了人类对糖类物质功能的崭新认识，没有他的研究人类不会那么快知道糖类物质除能量储存以外还有那么多神奇的作用，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物质的发现可以激活如此巨大的产业。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透明质酸这类多糖类物质的量产技术发生过四次革命，其中三次发生在中国，发生在华熙生物。这些围绕小试、中试、工程放大的研究构成了产业转化研究，正是因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之后产业转化研究的承接才极大地降低了应用成本，提高了分子级别的控制精度，最终让多糖生物产业爆发出糖生物学开创者Karl Meyer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空间。

图1：为纪念Karl Meyer在透明质酸研究的贡献，糖生物学的诺贝尔奖以Karl Meyer命名

华熙生物在糖生物产业中的转化故事并不是个例，中国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目前有个非常明显的生态优势，就是一旦基础研究获得突破，需要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把东西生产出来时，中国就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围绕供应链的研发离不开工厂，我在全球很多地方访问过很多优秀的生物产业企业，欧美研究机构和企业在上游的研发往往有很好的数据模型和优秀的团队，一旦涉及到供应链生产环节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效率就会大幅降低。

图2：中国研究能力是从产业转化研究向基础研究奔赴

这就提出了一个科研及转化全球合作的问题：尽管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正在赶上来，某些方面甚至还建立了优势，但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无法在所有方面都建立优势，通俗地说就是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展开国际合作，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我们最具优势的产业转化研究结合起来；国际前沿的基础研究也需要跟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结合才能提高效率，中国目前很多产业在全球的产能都占到30%以上，而且产能还在外溢，同时工厂不止是制造中心，也是研发场景的重要部分，全球的研发转化链路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基础研究提供的是科学资本，是应用的源头。在二战前的50年，美国虽然产业领先全球，但科研非常依赖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二战结束前夕，罗斯福总统的科技顾问发表了《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提出要重视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从而摆脱对欧洲科学的依赖。自此，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领跑全球。

中国的科研经费在快速增长，2023年达到3.3万亿元，但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仅为7%不到，相比之下，世界主要创新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通常占研发总经费的15%-20%。显然，我们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民间力量在基础科研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曾是科学研究的最大资助者，但产业界现在主导着美国的研发。2011年，美国政府在基础科研的投资占比为65%，而到2021年已下降至40%，尤其是在生物技术领域，民间投资超过了政府主导的投资。

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是很难单独开展研究的，但如果生态头部企业缺乏基础研究布局则很难持续打开局面，如果华为近年来没有投资基础研究，没有结合土耳其数学家的成果，就做不到在5G技术上迅速崛起。华熙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基础研究不是单一企业所能全部支撑的，但我们会有一些探索性的布局，用医美、化妆品等终端应用的资金回补到基础研究。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市场的引导修正，华熙生物主要的基础研发开始向糖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这两大方向聚集，而衰老干预和再生医学为这两大方向提供了应用研究的丰富场景，这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为我们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源泉。最终，合成生物为最终的产品转化提供先进制造能力支持。

2012年，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FDA等国家科研机构要求，美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出版了政策性专著《转化糖科学：未来的风向标》，其中明确指出几个糖生物学的关键事实，第一点就是：聚糖的潜在信息含量超过了核酸和蛋白质的总和，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类别的大分子。

与蛋白质和核酸相比，聚糖要复杂得多。核酸由4种碱基组合，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按线性方式排列，且它们的结构由基因直接编码。而聚糖并非如此，哺乳动物体内有超过30种不同的单糖，且每个单糖都有多个可能的分支点。因此聚糖的基本结构只能是三维形式。理论上，由六个单糖组成的六糖可能有多达1930亿种不同的结构。

可以说，糖所包含的潜在信息含量，为糖类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科学新空间。

图3：华熙的研发与业务布局在糖生物学中的位置

全球以透明质酸为基础的糖生物学的研究制高点有两个，负责信号作用的修饰性糖，和负责结构的糖胺聚糖。

前者的研究是基于糖信号的接收蛋白——凝集素展开的。基于我们对聚糖的了解，医药界已经开发出了抗癌、抗菌、抗病毒、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相关的上百种糖类药物。同时也有非常多的疾病应用研究即将进入临床阶段。

透明质酸是一种重要的糖胺聚糖。透明质酸的研究在起初的发现后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而近十年来，前沿研究再次将癌症的微环境引向透明质酸。对于透明质酸的生产方法有过四次革命，华熙生物领导了其中的三次。基于这个生产技术的基础，和透明质酸的基础研究前沿，华熙生物将透明质酸的生产规模化并投入到医疗、医美和美妆的应用中。同时又将产业化获得的资金，回补到糖生物学的基础研究中。

每当华熙有一点风吹草动，便会有人推动红人和媒体放大这些事件，最后还忘不了去攻击一下我们人体自带的物质：鼓吹透明质酸过气了。我们原来在生物产业的上游，进入化妆品品牌业务后才知道这个领域有人是靠攻击别人争夺市场的。我本来不准备理会这些言论，但有朋友说华熙有责任告诉市场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所以我今天准备正式地做一个回应：

一个生物物质是不是会审美疲劳，是不是会“过气”从长线看与市场技术概念的切换没有关系，本质上是这个物质所承载的功能是否在未来还有巨大的应用研究空间，是否可以被取代？我们刚才提到透明质酸这类聚糖物质在我们身体里携带的信息总量超过了核酸和蛋白质的总和，其中很多信号机制人类还没搞清楚，美国的糖科学转化路线图也是2012年才提出来，以药物10-20年的研发周期，这类物质研究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这个大方向并不是美妆医美行业所能决定的，说得残酷一点，有些美妆公司这点研发投入量是上不了牌桌的，这些“过气论”的推动者最多只能诱惑一些科学素养不够的网络红人，他们对生物学的制高点是无知的。

把人体自带的生命物质和过气论结合搞市场竞争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这不是任何人主观意愿所能争论的问题，生命的信息携带方式和传递方式是有规则的，这是难以撼动的科学定理。

我们越是深入研究透明质酸，越敬畏生命的设计，越意识到它的潜力远未被完全发掘。全球近一半的透明质酸研究是在过去五年内发表的，很多研究关联到炎症控制、癌症抑制和干细胞微环境、纳米药物载体的研究，以及生物3D打印中生物墨水基质的研究。还有一种不患癌且长寿的神奇生物——裸鼹鼠（普通老鼠的寿命约为3年，而裸鼹鼠可活到30年），并且从成年到死亡它的外观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研究人员就发现这与其体内高浓度的透明质酸含量有直接关系。这些研究留给了我们足够大的产业转化空间。

随着华熙不断地拓展透明质酸的应用基础研究，我们发现，不同分子量的透明质酸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基于这些发现，加之我们对透明质酸的精准分子量控制能力，已经将之应用到了眼部护理、肠道菌群调节乃至计生用品上。所以如果我们光把视角局限于单一领域，只把自己定义为提供功能糖的原料商，而不去进行新生态的探索，是很难理解和生命健康质量相关的问题的。

如果说华熙生物打开局面始于从透明质酸开始的糖生物产业，那么以多糖物质开始介入培养基业务和细胞生物学研究则是被市场和科学的好奇心同时牵引着打开了细胞生物学的空间。

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最初思考“图灵图案”的形成源于一个问题：在胚胎发育的早期，相同的胚胎干细胞如何发育成具有不同特征的有机体，使得一些细胞发育成四肢，而另一些发育成眼睛？图灵当时并不清楚，认为它们可能是激素，也可能是基因。

如今随着细胞生物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这是依靠干细胞微环境的信号交流来完成的，也就是胚胎发育过程中分泌的信号分子，这些分子形成浓度梯度，为细胞提供位置信息，不同位置的细胞接收到不同的信号，决定了细胞如何形成组织和功能化。

既然干细胞分化为不同的目标细胞的过程中微环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微环境的调控，我们能将人体多能干细胞转变为任何组织细胞，从而应用到衰老干预和再生医疗中。以往研究人员都将干细胞微环境的研究聚焦在生长因子，但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细胞环境中的糖类物质在起着复杂的信号传递作用。因此华熙和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的多个实验室合作，开展了多项相关基础研究，从最前沿的癌细胞无血清培养基的研究开始，去探索细胞与其环境间糖类物质的具体信号通路。由于不同的分子量能诱导出不同的干细胞分化，而华熙生物对透明质酸这些糖类物质的分子量大小精准的调控能力为这些研究合作伙伴提供了不可取代的研究方法，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基于强大的产业转化能力的中国企业可以运用这种能力去赋能基础研究，甚至在基础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将微环境这个黑匣子逐渐打开，基于对干细胞上清液和培养基的多组学研究去在体外重构微环境，模拟出应用在医美和护肤中的产品，我们必然会看到中国医美和功效护肤产业从单一的技术概念时代走向多组学细胞环境调控时代，而润百颜和夸迪将成为这一进程的领导品牌。因为所有的衰老都是细胞的衰老，这是细胞生物学对衰老干预和再生医学的底层答案，是艰难而正确的唯一通路，任何市场的短期喧嚣，都逃不开生命科学的底层规律。

图4干细胞微环境的诸多调控因素

干细胞群建立在“niche”（微环境）中——特定的位置，调节它们如何参与组织生成、维持和修复。这个微环境使干细胞免于耗竭，同时保护宿主免受干细胞过度增殖的影响，是介导干细胞对生物体内平衡反应的信号合集。

——引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干细胞微环境的定义

图5：华熙的研发与业务布局在细胞生物学中的位置

经常有人问我，华熙生物的业务布局看起来产业链较长，取舍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能说，我们有能力的边界，但没有管理教科书可以遵循，引导我们走到今天的是业务的自然牵引和科学的好奇心，以及让每个生命更鲜活的使命。

我们有为有不为的界限是清晰的：华熙生物在糖生物转化的方向基本不涉及糖生物药物，而是更多关注在消费医疗和功效护肤方面的转化。同样的选择也体现在细胞生物学上，比如我们知道干细胞研究的一个制高点是干细胞的微环境决定干细胞的分化发育方向，这个制高点的一个应用转化方向是走向药物，是针对病人的需求，而我们选择的转化方向是服务普通人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让他们的生命更健康、更美丽、更鲜活。

我刚听到Wellman Center的Rox Anderson教授说：科研不仅仅需要关心病人的需求，也要看到很多普通人的健康需求。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当然，我们也非常理解人类对重大疾病的突破是基础研究的最重要动力，是最能驱动研发人才和研发资金的驱动力，我们对基础研发和药物应用研发的态度是适当地用我们在消费领域的转化回报来回补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以保持我们对这些领域制高点的敏感度，但我们的核心战略选择依然会聚焦于普通人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也将服务于未来中国的银发社会对健康寿命的期待。

最后，分享几个我们一直在思考且还一直有困惑的问题和朋友们交流：

1.如何促进全球上游研发优势与中国产业转化研发优势的协同合作？

这不但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企业走进来，也需要亚太医美协会这样的国际化学术组织去链接学术和产业需求。

2.如何推动基础研究的多元化资金来源？

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靠研发获得经营回报，会有更多来自企业、企业家的慈善基金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

3.如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推动、引导企业的共创参与？

中国相关企业参与度不高一直是转化效率不高的原因，怎么争取产业界的共同参与是一个长期课题。

4.如何让生命健康消费产业成为生物科技的试验田和加油站？

中国的医药和生物产业并没有欧美那种多元化的基础研发资金来源，鼓励科技型消费产业的发展并让这些产业的资金回补到基础研发可能是一个解决路径。

5.如何尽早建立起一个促进资金和知识顺畅流动的生态和相应的科学监管体系？

达到上述目标离不开建立一套促进资金和知识顺畅流通的监管体系，如果一个监管政策能通过对科技型消费产业的鼓励，最终促进基础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活力，那将是最完美的监管政策设计。

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一个让人兴奋也充满挑战的课题，探索的路上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总是会遇到困难和波折，但我们相信初心的力量，初心决定了你所能看见的格局，决定了你最终所能达到的高度，有初心相随，路虽远，行必将至，事虽难，做必将成。